一个学生判了不及格，而这个学生是投入战斗的积极分子。这个年轻人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了他，并用一把枪对着他——这不是他跟我讲的，而是一个熟人讲的，这个人当时也没在场，也是听人说的——这时候，彼得罗不慌不忙地把不及格的分数写上，把学生证还给那个男生，然后他清清楚楚地说：“您要么现在开枪，要么赶紧把武器拿开，因为过一分钟，我一从这个教室出去，就会去告您。”那个男生拿着枪，一直对着他，过了很长的几秒，他把枪放进口袋里，拿起学生证跑开了。过了几分钟，彼得罗去了警察局，那个学生马上被逮捕了。但事情还没结束，那个男生的家长，不是直接和彼得罗，而是直接和彼得罗的父亲沟通，让他父亲说服他收回起诉。圭多·艾罗塔试着说服他儿子，他们通了好多次电话，每次时间都很长。让我吃惊的是，在通话过程中，我听到老艾罗塔教授失去了耐性，抬高了嗓门，但彼得罗毫不让步。直到最后，我很激动地问他：
“你意识到你在做什么吗？”
“那我应该怎么做。”
“不要把关系搞得那么紧张。”
“我不明白。”
“那是你不想明白，你和我们在比萨时的某些教授一模一样，就是那些最让人讨厌的教授。”
“我不觉得。”
“这是事实。你已经忘记了，我们当时多么努力才能通过那些没用、也没意思的考试，简直是白费力气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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