呢?”
而北方大学一个刚刚离休不久的副校长更是感叹说:“从做校长的经历中,我总结出一条真理,在高校中,最没权的就是校长!”
对于这一点,分管后勤工作的副校长最有体会:“现在办教育难,当校长更难,拿我主持的这摊事情来说,要财权没有财权,要人权没有人权,你要雇用几个临时工,指标控制在教委,你要解决几个工转干,也要到教委报批。教育经费也是这样,钱给了你,怎么用却要他来定。比如基建费,你可以拿来盖楼,但盖几居室一套,你没有权力,也得教委说了算。前一段,有些教师给我们提意见,说我们放着图书馆百分之五十的拒借率不抓,却花几十万元曲盖门楼,建花园。可提意见的同志并不了解,那花的是绿化经费,专款专用,不用上交,我们有什么办法?现在学校的婆婆也多。谁都可以管学校,连接到上的小姑娘都可以对你校长拍桌子,动不动就罚你的款。开公审会也要主管校长带队,检查交通安全也要分管校长参加,换总务长去不行,不去就扣你单位的分,罚你的款。就拿预防肝炎来说,区里召集主管副校长开了会,市教育局副局长到会发的言,可过后市高教局却又开了一次会,内容完全一样。然后又是区里检查,卫生局听汇报,精力都是这样被消耗掉了。现在,我不敢奢望得到各方面的支持,只要少找学校点麻烦,我就念阿弥陀佛了。”
赵政策也邀请了八位政府校长特意谈到了学校的机构膨胀问题。
“高等学校也往往被人们比做一个小社会,在这里发生的种种矛盾现象,吴不是整个大社会系统中的矛盾的反映,小社会中矛盾的产生,发展和解决,无不受着大社会的制约与影响。”赵政策抛出了影响,“各位校长,对这些我是深有体会的,因此,我认为学校的机构膨胀也算是个大问题。”
“是啊。”一个副校长点头赞同,“精简机构势在必行。但光是学校汗不管用。最大的问题是上边得先减。教委,市委,高教局都应该带头喊,要是下边喊了上头不喊,将来上头工作压下来,谁去干?我们承认,个别机构有因人。设事的现象。但是发展教育,促进改革,要稳定两支队伍。一是教学科研队伍,二是行政管理和政工队伍。现在,教师队伍实行聘任制度,在教育科研单位工作,可以评教授,研究员,这些都是与工资挂钩。可行政管理干部怎么办?工资制度改革后,工资是与职务挂钩。行政干部只能在职务上找齐。民以食为天哪,你不给他安排个处长当怎么办?四五十岁的人了,拖家带口的,同期毕业的同学成了教授,副教授,心理上也难以摆平。当初,也是组织上需要,人家才放弃教学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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