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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综合司,则集反腐宣传、协调调查贪官、教育官员廉政等。而这综合司中,最主要的举措便是设立举报箱,放置在每个县城以上的城东门处,每月定期由反贪司官员进行收集归整,任何人,可以对贪官实行举报,监察部对举报人进行保密和保护。综合司将接收到的举报信息,转送给监察部部长过目后再转交给反贪司,由调查人员进行核实。
由于监察部直属皇帝管辖,检察部官员便拥有尚方宝剑一样,权力巨大,为避免监察部权力过大,冯云山又规定,监察部只能调查查处贪官,而不能当场处置贪官。处置贪官,则还是由司法部来进行。
而且,冯云山还借鉴后世经验,加强反腐的宣传。毕竟,最使贪污者心灵震撼的,还是民间大众的揭露和整个民间社会舆论的压力。冯云山规定,凡被举报的重大贪污案件,尤其那些知府以上官员,除监察部审查外,一旦被查出有牵连,便要报送内务部备档记录。若是被查出却有严重贪腐行为的,则不但在当地城门贴告示宣传,还要在贪官的籍贯地进行广而告之,让贪腐者整个家族蒙羞。因此,贪腐的代价对于这个时代好面子的读书人来说,颇大。
中华帝国太圣三年秋的最新一期《南方日报》上,头版赫然刊登了一则报道《帝国皇帝重拳出击,朝廷掀起反贪浪潮》。
这篇文章是篇类似后世的社论一样,刊发在中华帝国最重要的《南方日报》的头版首页,可以说是帝国的喉舌了,凡是经常看报纸的官员和读书人、商贾等,都知道,帝国这是有一大变动才会如此。
果然,报纸文章里,最前面便是论述了贪腐的可恨和危害,明确了反贪防腐的重要性,提出朝廷出台《帝国官员管理章程》和《帝国反贪防贿赂章程》两个法令,不但要求帝国官员学习,还要个善贾、即将入仕的读书人都好好细读,并且明确列入最新的新选官员培训课程之中。
而在接下来的两三期《南方日报》中,一名署名“包不唐”笔名的人,接连在报纸上发布文章,长篇累牍地报道了反贪反腐文章,让天下震动。
首先是刊登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时代的一桩大案:郭桓案。报纸上说的是洪武十八年,御史余敏等告发北京承宣布政使司、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李或、赵全德等人,伙同户部侍郎郭桓等人贪污舞弊,吞盗官粮。朱元璋抓住线索,命令刑部和都察院严加追查。结果,案子又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、刑部尚书王惠迪、兵部侍郎王杰、工部侍郎麦志德等朝廷大员和许多布政使司的官员,贪污盗窃的钱折成粮食达2400多万石。案件查清后,朱元璋下令将赵瑁、王惠迪等人弃尸街头;郭桓等六部侍郎及各地方布政使司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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